VOA REPORT：Commentary the CCP and Chinese Laws 2
JULY 4， 2002 (戴晴评论)

**戴晴谈中国新出台法律和规章 (2)**

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1周年。作为庆祝，中国政府宣布出台一系列新法律个规章。对于这些法制措施，北京作家戴晴有自己的看法。下面的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意见。

中国百姓不是傻子，中国学者也不都是应声虫，就连共产党的官员，也并非个个尸位素餐。谁都知道新闻立法与中国前程的关联，包括继承毛泽东衣钵的“左派”。在这一关键立法上的较量，也就成了毛之后的共产党领袖打算怎么往前走的试金石。

1942年毛泽东成功地将传媒转化为宣传工具后，直到他无奈宾天而文革终于结束，几乎没有人对这一政权的根基之一“笔杆子”提出过异议。“伟大领袖”在他众同志的簇拥下犯的错误，让他的后继人开了思路，从七十年代末，新闻立法──也就是对执政党和当权者要有监督──的呼声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推进改革的共产党领袖的首肯。

1980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在每届人大政协会议上，都有有关议案提出。到1984年，党自己批准了新闻立法的筹备工作，“新闻法研究室”遂在人大和社科院双重关照下成立，有关人员开始了新闻法草案起草。应该说，学者们的立足点（人的基本权利）与开明官员的立足点（繁荣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有差距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妥协基础上的磋商──标志就是八十年代后期新闻出版总署与新闻法研究室对《草案》的反复争论、修改。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在这里真能大书一笔，因为这其实就是中国改革走上正途的曙光。

1989年，紧随着学生们街头示威之后的准革命，“无产阶级强硬派”终于得到机会将改革转向。而在那当口，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还正听取专家意见，承诺《新闻法（草案）》公诸于报端并展开讨论呢。随着坦克上街和总书记去职，新闻法研究室解散，主要推进者离职。毛泽东1942年定下的原则再度成金科玉律──这回这“笔杆子”要保着的，除了安享革命成果的“官僚无产阶级”，更添上了“改革”喂起来的“权势资产阶级”。

对他们的监督呢？任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么？“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么沉默下去？

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徐惟成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 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

这种由党魁主宰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查封报刊、裁撤主编、层层审批在整个九十年代就没有停过。登峰造极之举是去年对四名在网上讨论言论自由的青年以“颠覆国家”入罪。

即将莅临避暑胜地“论秤分金银”的这一代领袖们，门面用语是“三个代表”。做寿出台的这十多项零碎法规，很像是在这个大日子之前给百姓的一点小甜头。只望交椅排定之后，哪怕为了自己顺利执政，也顶好拿出点过硬的货色，给供养着他们的纳税人看看。

以上是北京作家戴晴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