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 REPORT: 11 YEARS AFTER TIANANMEN-A CHERISHED DREAM FOREVER
JUNE 2, 2000 (田野报道)
**「六/四」11周年: 中国学运领袖的心路历程**
1989年天安门事件过去已经11年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年轻的学运领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们在想些什么?作些什么?中国的民主进程现在在他们的心里占据什么位置?在天安门事件11周年前夕, 旅居美国的几位当年的学运领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田野的采访, 披露了他们自己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
*沈彤: 那场运动是适时的*
1989年以后, 天安门广场学生争取民主运动的领袖中有许多人碾转来到美国, 以各种方式继续或者完成了在中国没有完成的学业。尽管他们大都在美国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生活安定, 但他们魂牵梦萦的仍旧是中国的民主前景, 他们以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关注和推动着这个进程。由于积极参加天安门广场学运而受到通缉的沈彤来到美国之后, 在攻读学业的同时, 成立了「中国民主基金会」, 并担任联合主席, 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极大精力。他已经获得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学位, 现在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 并为美国一些大的媒体和文化公司提供咨询。在深刻的反思之后, 沈彤仍旧确信11年前的那场运动是适时的。他说: “从推动民主要求和更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这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学生运动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超前, 因为这种诉求的存在没有什么超前的问题, 中国不但没有超前, 而且是滞后的。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前的共和运动的基本诉求就是民主共和, 所以在80年代还要提出最基本的民主理念的问题, 本身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不完善的结果。”
*海外民运组织着眼中国未来*
沈彤虽然为民运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用他自己的话说, 占用了他几乎一半的时间, 但他在评价海外民运的时候冷静地指出, 作为海外民运组织, 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持一种声音, 给中国现在和未来社会变化提供一种思路上的可能性。另外就是对中国现在产生变化的动因丶特别是体制外的动因提供一种协助作用。他说: “从我个人来讲, 从我们基金会的定位来讲, 我们一直是扮演配角, 严格地讲, 我们不是以民运作为职业, 是凭着自己的良心, 拿出自己的业余时间, 虽然这个业余时间对我来说是超过一半的时间,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国内的那些合理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关注丶声援或者直接支持这些事情 我自认为是光荣的, 并为此感到骄傲。”
*王军涛: 89年的运动没有发展出一个「双赢」的游戏*
当年被政府指责为动乱「黑手」而受到通缉的王军涛, 1994年经过美中两国政府的特殊安排来到美国。他希望利用美国的有利条件, 在民主理论方面进一步充实自己, 并为国内的有关研究提供支持。王军涛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哥仑比亚大学, 正在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在对近年卷入民主化进程的30多个国家进行比较和研究的基础上, 王军涛反思了1989年的中国学生运动。他说: “一个民主化机会到来的时候, 朝野双方要能够互动。现在的民主化理论转到了互动的战略和策略上。从这个方面来说, 我认为89年的运动有失误的地方, 就是没有给执政者进一步变革留下空间, 让它在变革的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 同时把整个社会推向前进, 使运动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 没有发展出一个「双赢」的游戏, 这可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 总是把政治斗争理解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六/四」镇压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宝贵机会*
不过王军涛认为, 尽管89民运有失误, 它并没有超越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因为中国人在上世纪末就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 中国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 对89民运的镇压, 实际上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导致民主化进程更加滞后了。王军涛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回到中国进行民主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现在不能回去, 他只好继续留在美国高等学校作研究工作。他说, 既然推动社会发展需要各种力量, 他自己就姑且作一名论政的书生吧。他说: “现代社会有分工, 秀才的事就是纸上谈兵, 没有实践机会也不要紧, 社会开放到一定程度, 会有实践机会, 何况实践也有各种形式, 促进一个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丶一个独立的知识界的理论讨论, 也是有用的。我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应当包括学者丶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分工。因为所有国家在现代化前期, 都要讨论各种各样的模式。这都是书生论政, 其作用主要是拓广人们的想象空间, 然后由政治家代表人民作出选择。
*李录: 把事业和理想分开*
和沈彤的把大量精力注入民主运动相比, 和王军涛的深入研究民主政治理论相比, 另一位「六/四」学运领袖李录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李录说: “我是把一个人的职业丶事业和理想分得比较开的, 一方面自己选择自己的职业和事业, 一方面要有自己的理想, 我自己的个人理想是看到中国实现民主, 经济上能突飞猛进地发展;从事业上讲, 我个人选择的事业是从事金融, 从事投资, 从事商业。”李录1989年年底来到美国, 用6年的时间在哥仑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丶商学院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随后创建了两家投资公司。李录目前的自我定位是「一个成功的风险投资者」, 而他未来的目标则是成为最受人尊敬的创业家, 为成千上万个公司创造巨额财富, 成为本行业「最顶尖丶最出色的人」。
*对中国民主事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然而, 毕竟经历过「六/四」, 李录说, 中国的民主已经成了他一生的关怀。他一直通过纽约「中国人权」组织参与「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人道援助捐款计划, 而这些年的经历和思考也使得他对中国的民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说: “十几年之后, 有了很多其他的人生经历, 对于中国实现什么样的民主, 怎么实现民主, 恐怕有了更深的体会, 对其困难也有了更深的体会。我确实觉得中国要想长期实现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 还是需要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阶层, 比较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利益, 能够和政府进行交涉和谈判, 比较有筹码, 由此在中国慢慢地形成一种民间力量, 逐渐转化成一种政治机制, 从而成为民主制度。”从1989年学运期间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 到跻身华尔街富豪行列,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李录作了这种选择, 也完成了这种改变。
*张伯笠: 上帝拣选我成为传道人*
另一位89学运领袖张伯笠则作出了与沈彤丶王军涛和李录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张伯笠说, 他在逃亡到俄罗斯和在中国的穷乡僻壤躲避警方追捕的过程中受到上帝的感召, 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张伯笠说: “上帝对每个人的拣选是不同的, 对天安门的学生也是一样, 他们有人学了经济, 有人学了政治, 有人学了历史, 还有人希望将来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有更大的作为, 这都是正常的。上帝给我的拣选是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张伯笠在洛山矶一个神学院接受了四年严格的训练和教育, 取得了神学研究硕士学位, 并且即将获得道学硕士学位。张伯笠说, 他信了上帝后, 有了深切的归属感, 也从一个血性青年逐步变得能够倾听别人的心声, 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同看法。
*只有上帝的博爱才能给中国带来光明*
在神学院学习期间, 张伯笠就开始了传教工作, 主要对象是华人社区。张伯笠说: “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那种爱在我心里被激发出来了, 我看到来自中国的每一个同胞, 不管他是怎么来的, 我都去爱他, 哪怕他们是偷渡来的, 我都去看望他们, 那些单亲家庭, 那些贫穷的人, 没有身分的人, 被社会所排斥的人, 都是我要关心的对象, 因为我过去就是这种人。”张伯笠说, 中国最近这些年来虽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人的心灵建设更重要, 需要一批奉献者去从事这种心灵建设, 而他自己就是这批奉献者之一。张伯笠认为, 民主只是一种社会形态, 是一种进步, 但并不是一个国家丶一个社会的灵丹妙药, 或者最高目标。民主不能完全给中国带来光明, 只有上帝的博爱才能给中国带来光明。所以他最大的希望是将来能够回到中国作一名传教士。
*中国民主是他们毕生的关怀*
「六/四」事件过去十一年了, 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热血青年对各自的人生道路作出了选择。但是, 正如李录所说的, 他们的出身和经历, 他们对「六/四」的参与, 都使得中国的民主成了他们一生永远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