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 report : 13th Anniversary of 1989 Prodemocratic Movement
June 4, 2002 ( 东方报道)

** 六四13周年这一天 ** 今天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民主运动被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的六四事件13周年。尽管今天中国队首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吸引了亿万中国人观看比赛，中国政府仍然加强了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并且在六四前夕拘禁了几名持不同政见者。

6月4日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13周年。据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组织表示，现在还有200名与六四事件有关的中国公民被拘禁。该组织还说，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每年都有不少人因为试图纪念“六四”事件而被拘捕和送去劳教。 在北京，13年来，每逢六四，中国政府都会在这个日子加强戒备。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说，最少有两名持不同政见者在六四前夕被公安人员带走。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北京公安在六四前夕分别把民运人士华惠棋和刘凤刚从家中带走，去向不明。据路透社报道说，警方对他们的家属说，他们至少要被关押几天，到六四周年纪念日过去以后才会释放。 另外，陕西等五省市45名民运人士也在“六四”十三周年的时候发表联名信，要求平反“六四”，释放徐文立和王有才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天安门母亲”没被遗忘*

今年，“天安门母亲”作为六四遇难者家属群体，受到一百多个个人和团体的推荐，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代表，前北京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推选天安门母亲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表示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并没有淡忘六四事件。 丁子霖说：就我个人来说，如果天安门母亲得到提名，或者将来能够得到和平奖，当然最后呢，我们尊重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和决定。我从呼吁书和媒体的报道里面，知道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用真名实姓推荐天安门母亲，其中有不少我并不认识，只是听说过名字，并没有交往。在目前国内的政治局势下，他们用真名实姓替我们呼吁，这本身就冒着很大的风险。这种真诚，深深感动了我。我觉得最后能不能得到这份荣誉，这个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里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六四事件13周年之际，丁子霖教授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全美学生学者联合会，向海外学者和各界人士继续给六四遇难者家属捐款表示感谢。丁子霖在公开信中说，“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从93年开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从未停止过。在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群留学生在关心和帮助他们，尽管他们并不一定知道你们之中哪一位的具体姓名。”

*六四难属救助金上缴国库*

全美学自联负责人陆文禾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各界人士向六四遇难者家属捐款以及他们通过各种途经把捐款送到难属手中的过程。陆文禾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美国汇款的方式，但有的时候，他们也委托回中国大陆探亲的留学生亲手面交。陆文禾谈起其中有一次曾经亲自带钱去中国，并且被当局拘留的经历。

陆文禾说：“我那次回去，主要还不是为了给六四难属送钱，主要是回去探亲的。 我80年到美国，94年回去一趟，到99年底回去，已经有5年没有回去了。 我当时带的是三笔钱。一笔是全美学自联的一万美金。另外，还有明尼苏达民主基金会的五千美金。明尼苏达民主基金会的这五千美金是给六四孤儿的教育费用。还有一笔钱是丁子霖老师和蒋老师在意大利得的一个人权奖，由中国人权的萧强代领，让我再捎回来。这三笔钱是否能够带到我们预先估计可能有些困难。所以我们就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里，带了个支票本进去。如果见到人，我们就写支票，如果见不到人，这笔钱也丢不了。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在1999年12月28号那天早晨，我去见丁老师的时候，在路上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把我截住了。他们不是逮捕，他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拘传，拘留传讯。我原来也不知道有这套花样。 把我关了三天。问了好长时间，最后把我送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们就对我说，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出来，把支票开出来。因为我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他们说，不把两万五千美金交出来，就扣我的护照。后来我没法，就把支票写给他们。 记者问：写给谁。陆文禾答：公安部的人说，写给他们三个个人。实际上让我写给他们一个人。我说你们这样不是贪污吗。他们说，我们会上缴国库。”

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六四难属“人道救援委员会”主席陶业在六四事件13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介绍了人道 救援委员会援助六四孤儿教育经费的情况。陶业表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没有从中赚过一分钱，完全是自愿，凭的是良知和良心。

陶业说： “因为89年我是参加过整个捐款活动，在街头，商店，机场候机室。 款捐上来以后，我们立刻成立了一个捐款管理小组，确定捐款的宗旨是要把这些款项一定要送到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手中。后来人员流动比较大，很多人离开了明尼苏达州，只有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留了下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尽忠职守。甚至连管理的经费，比如向国内寄送捐款的邮费， 递送捐款的过程也需要经费，都是从我个人的收入当中支出的。怎么说呢，凭着良心做事，总是觉得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天安门真相”揭开乌云*

自从“天安门真相”一书在海外发表之后，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历史事实，重新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例如有关解放军是否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时候开枪打死过学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女士最近通过调查，联系到三位湖北省的六四难属。三位遇难的大学生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戴金平，就是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后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也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这一新的发现，廓清了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

六四事件发生的13年以来，中国政府官方和学生对天安门广场上是否有人遇难各执一词。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访问美国时，在美国国防大学公开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丁子霖教授表示，在她还未找到他们的遗属前，她「一直无法肯定回答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这个被问了不知多少遍的问题」。现在这个争议终于有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