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 report:PRC CHINA AT 50: TROUBLED RELATIONS BETWEEN PARTY AND INTELLIGENTSIA (Part3)

 Oct. 4, 1999 (叶兵报道)
 

**中国知识分子同执政党的关系-(3)**

1919年5.4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多次要求进步丶要求变革的爱国运动，其中都有知识分子疾呼,呐喊,发出良知的声音。可是,1949年以后,除了76年清明节丶86年年底和89年6月4号之前的短暂几个月, 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当年一些曾经慷慨陈词针砭时弊的文人基本上都默默无言了。那么,国民党政权时期一些似乎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不是变得唯唯诺诺,就是碌碌无为了呢。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工作的陈奎德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前的中国,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任何人都要看共产党这个大老板的眼色行事。他说,用毛泽东过去那句话来说,知识分子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知识分子你是些毛,共产党是供给你饭碗的皮。你必需依附在这个中共政权的皮上面,你才能够生存,我不给你饭吃,你就得饿死。
 
 

**一切生机都捏在共产党的手里**

 陈奎德在解释他的看法时,把共产党的体制和国民党的体制作了比较。陈奎德指出:中共的体制和国民党的体制有根本的不同,在於它是实行公有制。你的一切生机都捏在共产党的手里。原来国民党当然它也整知识分子。例如你批评国民党,它就不给你当官,有时候在报纸上损你一下,甚至有时候派特务暗杀,等等都可能。但是基本的损失常常就是当不成官,或者不受政权的青睐,但是,你还有其他退路。你可以当记者,甚至报纸封了,你还可以到大学去教书,到中小学去教书。或者到私人企业去当职员。甚至可以像陶渊明一样,靠老家的几亩薄田为生,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中共底下,你可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切生计都操在它手里,你想当陶渊明也没门。你家的田地已经在土改中被没收了,你回去就是地主,只有挨斗。你要摆个小摊也不可能。总之,你没有独立的生计了。它的所有的单位都是国家控制起来的,它是国有企业,公有制的。因此,确实那张皮抽掉了,你就完全悬在半空中了,就要饿肚子死掉。
 
 

**经济改革知识分子有了一点空间**

 陈奎德认为,在中国长期实行的那种体制下,没有独立的地位和生存保障的人是不能发出声音的。他表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同情的,因此不要对他们过于苛求。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陈奎德注意到,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而社会和国家逐步地不像以往那样铁板一块了。他表示,随着私有制的扩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空间,知识分子也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发挥一些社会作用了。陈奎德还谈到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两位学者,一个是坚持独立思想丶自由精神,在文革期间惨死的陈寅恪,另一个是做了共产党「御用文人」的郭沫若。他说,陈先生是个很特殊的人,他的历史学家的地位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吴宓先生称他为中国最有学问的「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论之」。也就是说他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一句话简单说来,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来和政权抗争,作对峙。
 
 

**学界四大无耻 郭沫若为首**

 陈奎德说,郭沫若是49年以前所谓左派的学者。当然他学术上也有成就。我们客观上不能否认他的成就,尤其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当时胡适也很承认他的有些成就。但是,郭沫若这个人是典型的表现了中国读书人那种唯利是图丶趋炎附势这样一种……我就不想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学界传的有四大无耻,郭沫若为首。他这个人有些作法实在是完全丧失了任何读书人的一点基本品性。例如文革中间,他要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作书,过去的书全部是坏的,要一把火烧掉。然后又说,要把毛的任何东西,包括写的错字,都吹捧为创造。然后,自己又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把过去自己的观点完全推翻,来迎合毛的观点。等等。看得出来,他在道德品行上已经是很不为人齿的了。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读书人一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往往都怀有为「王者师」丶为「王者谋」的抱负。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认为,「匡时济世」的「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仍然有所继承。但是他指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有根本的不同。他说,传统的士大夫是公认的领导社会的人物。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已经多元化了,分散在各种领域之内。没有办法说是知识分子一定要领导社会。在西方,知识分子是各行各业,非常多。只有很少数人关心政治问题丶社会问题的。其他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掘。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倾向。所以,中国如果将来也走上现代化的路呢,一定也是这样一条路。可能就不是由知识分子完全承担天下兴亡的责任了,或者以天下为己任了。这是一种所谓精英论。英文是elitism。elitism有被多元化取代的倾向。西方认为知识分子有一个特殊的用法。就是我们所谓的intellectual。这种知识分子是属于一种批判性的。他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的,不一定是给王者设计,而是代表社会的良心。看到社会上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应该发出声音来,应该有所批判。但是不一定是取得权力。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他的影响力。英文是influence,而不是在权力,不是在power。如果进入了权力中心,那就变成非知识分子了。这是现代和古代最大的不同之所在。
 
 

**现代化:无所忌惮的批评是重要的关键**

 余英时表示,鉴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现行的政治体制,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一时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权力结构时集权的,是一党专制的。这种一党专制在某种形式上是还像古代的王朝皇帝一样,权力集中在一个集团的手上。所以这就是说,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子还能在现在活跃,就是跟传统的制度有关系。
 
 

现在,中国又重新划定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强调科教兴国。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分子能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从当年的「臭老九」提升为工人阶级,这种加冕对于知识分子并不重要。他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保持批判精神,而不要作帮闲文人。共产党所注重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并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带有批判性丶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一种工具性的知识分子。工具性的所谓技术官僚或者经济专家,或者科学建设方面的各种专家。他们需要的是这种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如果变成技术人员,那就没有政治意义,没有社会意义,也没有文化意义。要希望中共社会慢慢走向一个现代化的丶合理的局面呢,恐怕知识分子的声音要从纯技术的层面上升到一种更普遍的丶全面的领域能够发言,能够无所忌惮的批评。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知识分子要给自己启蒙,要有这种觉悟**

 谈到中共对付批评的方法,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北京接受记者越洋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6.4以后,官方对宣传工具控制得仍然很严。不过,他指出,一段沉寂之后,现在其他方面的气氛又比较缓和了。管制得比较严的,最严格的是新闻,控制得非常严。另外就是电视节目。另外就是有些电影。其他呢,特别在文学方面,比较松,自由就比较多了。至于在普通言论方面呢,那就更宽。一般只有在口头上,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口头上你议论,你骂谁都可以。随便你骂,没有人报告说你这个反革命。但是,你不能发表,你不能写成文字去发表。如果写成文字发表,那就麻烦了。
 
 

王若水说,这几年,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东方》丶《方法》等一些杂志先后停刊,就是因为刊登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言论。王若水指出,共产党领导层现在极力想使人们忘掉文革,忘掉6.4,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处于不断分化的状态。他表示,他们当中一部分仍然坚持理想,独立思考,忧国忧民,但是处境比较艰难。一部分成了顺应党的意志丶听党的话的「御用」文人。还有一些人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下海经商,等等。王若水表示,今天的知识分子需要保持和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而当局就是要摧毁这种精神。他说,一旦摧毁了这种精神,人才也就被摧毁了。王若水强调,不要指望党恩赐诸如「百家争鸣」之类的方针政策,因为政策既然可以给你,也可以收回。他说,事实上,党果然就收回了。不久以后就来了一个反右派。哪有什么言论自由啊。你反马列主义就是一条罪状,就是反革命。所以呢,这种东西,我的印象,我一直到现在仍然坚持,需要启蒙,我们仍然需要启蒙运动,包括知识分子本身,也要自己给自己启蒙。要有这种觉悟。
 
 

**重大考验: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依法治国」的远大目标,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余英时教授指出,「科教兴国」这个口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他说,当年蔡元培也曾提出过「科学救国」和「读书不忘救亡」。 王若水指出,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从前也提出过类似的口号,但是没有受到重视。王若水认为,提倡科教兴国,对于技术领域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可是在思想领域丶社会科学和法治建设与实践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他表示,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在建立政权将近50年的时候才提出「依法治国」,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指出,至于能不能促使共产党将自己约束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以及能不能把中国建设成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丶法制健全的现代化社会,将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老百姓在进入下个世纪的时候面临的一大课题。